播火——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

發布時間:2021-06-23 作者: 來源:北京日報

20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

  今年6月1日,《新青年》編輯部舊址(陳獨秀舊居)、李大釗故居、李大釗烈士陵園、中法大學舊址、北大二院舊址、長辛店二七紀念館、長辛店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舊址、陶然亭慈悲庵、京報館舊址(邵飄萍故居)等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經過修繕、復原終于對外開放。

  百年前,中國最先進的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的播火者們是在這些地方,孕育新文化運動,喚醒民眾思想;在這些地方,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建立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這些地方,走進勞苦大眾,領導發動工人運動;中國革命的星星火種也是在這些地方播下,最終燃遍全國。

李大釗

陳獨秀

“北大紅樓”外景 新華社發

李大釗故居 新華社發

《新青年》編輯部舊址(陳獨秀舊居) 新華社發

1919年的毛澤東。

地處西城區魏染胡同的京報館,是著名報人邵飄萍所創《京報》的辦公地舊址,這里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陣地。

6月1日,一位參觀者在《新青年》編輯部舊址(陳獨秀舊居)觀看展覽。

京報館舊址展出的老報紙。

  

在北大紅樓

  1918年6月30日,毛澤東接到好友蔡和森的來信,信中說:“兄事已與楊師詳切言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并且強調,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正謀網羅海內人才”。

  蔡和森信中提到的“楊師”便是曾經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后來成為毛澤東岳父的楊昌濟。楊昌濟早年留學海外,回國后立即成為湖南宣傳新思想的先驅。毛澤東、蔡和森、蕭子昇等一批湖南的青年才俊,都是他在湖南“一師”的學生。

  1918年6月,楊昌濟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倫理學教授。到京不久,他便寫信告訴學生們,法華教育會正在組織“赴法勤工儉學”。

  “赴法勤工儉學”的創意緣于李石曾和蔡元培的一次頭腦風暴。

  李石曾是清末重臣李鴻藻之子、國民黨元老。留學法國期間,他曾開辦過一家豆腐公司,工人全是他從河北高陽老家帶到法國的。工人們在豆腐房經理齊竺山的管理下,不但適應了法國生活,還在“工余求學”辦起了工人夜校。李石曾被這種新模式吸引,還親自給工人們上過課。

  后來,他與“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法國的蔡元培談起此事。蔡元培靈機一動,如果把這種方法用到學生身上,“學余做工”豈不是進步更快?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成立了“留法勤工儉學會”,1916年又聯合法國政府成立了“法華教育會”。

  1917年,李石曾回國,在老家河北省高陽縣布里村開辦了一間留法預備學?!胺▏鴮W堂”。一場轟轟烈烈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很快席卷全國,引來許多有志青年,其中就包括毛澤東等人在內的湖南青年。

  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與羅章龍、蕭子昇等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從長沙前往北京。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

  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湖南青年們深切感受到“京城居,大不易”的窘境。羅章龍在回憶錄《椿園載記》中寫道:

  我與潤之商議,共同租了一小房于景山東街,遂同搬至嵩祝寺后三眼井吉安所夾道七號居住。吉安所原來是清廷皇室停放梓宮及靈柩的行宮。清室覆滅以后,該地成為廢址,宮殿依舊。其迤東有一夾道,有幾所矮小住房,據說原是抬靈柩的工人住室,后來因陋就簡,又搭蓋矮房出租。因地勢偏僻,房租亦便宜,便由子昇出面租了三間小屋。

  三間小屋住進來八個大小伙子,每個房間只放得下一個大通鋪,由于人多炕窄,每人的席位只有“一磚半”寬,不得不胼足而臥。

  多年以后,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中向美國記者斯諾回憶道:“我們緊緊地擠在一個炕上,連氣都透不過來。當我要翻身的時候,我常常必須警告睡在我兩旁的人們?!?/p>

  生活雖然艱苦,但北京為他們打開了一扇通往新文化的大門。三眼井胡同距離位于沙灘的北大紅樓不遠,青年們經常白天去北大圖書館閱覽室讀書,晚上在小屋中圍爐夜話。

  對毛澤東而言,北京的生活費太高了,他不得不馬上找個工作。于是,老師楊昌濟把他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

  北大紅樓一層東南角有一間辦公室,分內外兩間,總面積不過50平方米,右側墻壁上掛著李大釗的手書“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里就是北大圖書館主任室,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李大釗一直在這里辦公。

  1918年12月,毛澤東在這間辦公室第一次見到了李大釗。在李大釗的安排下,他成為北大圖書館的書記員。毛澤東工作過的第二閱覽室在北大紅樓一層西頭,又稱新聞紙閱覽室。毛澤東在這里工作了三個月,主要負責報刊書籍的借閱登記和歸類整理等事務。

  對于嗜書如命的毛澤東而言,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可謂近水樓臺,他不但能讀到許多最新出版的報紙、雜志,而且還見到了許多新文化運動中的大人物。他曾對斯諾說,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雜志的主編陳獨秀。

  在《新青年》編輯部

  1916年12月26日,也就是接到北大校長委任狀的當天,蔡元培拜訪了正好來京辦事的陳獨秀,邀請他出任北大文科學長。

  蔡元培回國接任校長之前,北大的校風、學風都很差。當時在北大讀書的張國燾回憶,同宿舍的幾個高年級同學“辦小報、做詩文、捧女戲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來瞎鬧一陣”。

  誰能協助蔡元培一掃北大的陳腐之氣?在京中教育界頗有影響的醫專校長湯爾和向他推薦了《新青年》雜志的主編陳獨秀。

  此時,《新青年》雜志雖然創辦不久,但已在全國青年中曝得大名。遠在湖南“一師”讀書的毛澤東也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他最喜歡讀陳獨秀、胡適的文章,他們代替梁啟超、康有為,成為了他的新模范。

  接到蔡元培邀請時,陳獨秀開始是推辭的,他在上海辦《新青年》正起勁,不想來京。蔡元培說,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嘛!思量再三,陳獨秀答應了。

  1917年初,陳獨秀受聘于北大文科學長,租住在北池子大街箭桿胡同9號,《新青年》編輯部便在這處小院落了戶。

  《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坐落于胡同深處(今箭桿胡同20號),表面看來毫不起眼。2020年3月,北京市將它列入“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進行保護修繕,今年6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

  這處小院面積不大,有北房三間、南房三間、靠街門倒座小房一間。一進大門,迎面可見放大的《新青年》雜志封面?,F在,小院里辦著兩個展覽,北房是“歷史上的《新青年》專題展”,南房是“陳獨秀在北京專題展”。

  展覽中,《新青年》“馬克思研究專號”、陳獨秀李大釗編輯《新青年》時的往來書信,還有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將觀者帶回到那個熱血沸騰的年代。

  正是在這個院落中,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組成的《新青年》作者群漸漸形成;也是在這個院落中,陳獨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宣布《新青年》自本期開始改為同人雜志,由同人們輪流編輯;還是在這個院落中,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形成了。

  在《新青年》同人中,李大釗并不太引人注目。魯迅回憶,初次見面李大釗給他的印象很好,“誠實,謙和,不多說話?!缎虑嗄辍返耐酥?,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絕對的不是?!?/p>

  就是這樣一位“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的李大釗,在1918年11月慶祝一戰勝利的講演會上,發出了遠高于同儕的獨到見解。

  1918年11月11日夜,一戰停戰的電報傳到北京,全城沸騰。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屈辱,中國終于站在戰勝國的隊伍里,北京市民和知識階層歡欣鼓舞。北京教育界決定,11月14日至16日學校放假三天,以示慶祝。

  就在舉國歡騰時,李大釗卻在講演中,發出了引人深思的提問:

  我們這幾天慶祝戰勝,實在是熱鬧的很??墒菓饎俚?,究竟是哪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為哪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哪一國或哪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

  也許是覺得表達得還不夠全面,演講結束后,李大釗又為《新青年》寫下《Bolshevism(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一文。文中,他不僅把社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民主主義等列為真正的勝利者,還指出俄國革命者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士(馬克思)為宗主的”,他們要聯合世界的無產者,創造一自由鄉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至1918年底,李大釗的思想迅速向馬克思主義靠攏,而經?;顒釉谒磉叺那嗄陚?,也開始受到他的影響。1936年,毛澤東向斯諾提到這段經歷時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p>

  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

  回憶起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日子,毛澤東也免不了有些小牢騷。他對斯諾說:“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于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p>

  但是毛澤東并不氣餒,他在參加了許多社團活動,如哲學會、新聞學會等。通過這些社團活動,毛澤東不但旁聽了北大的課程,而且為日后的革命工作進行了知識儲備。他回憶,這些社團中,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對他影響最大。

  當時,北京各個大學都沒有設置新聞學課程。羅章龍回憶,一日他們幾個同學在景山散步時談起,“何不聯合同學,共同來研究這門學問?”回校后,他們找到曾在《晨報》做過編輯的徐寶璜教授。徐寶璜很支持學生們的提議,并稱自己留學美國時曾經修過新聞學的課程,愿意指導他們學習。而且,他還可以請《京報》社長邵飄萍做學生們的導師。

  1918年10月14日,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正式成立,每周上三至五次課,授課地點多在北大一院文科三十六教室,主要任課教師是《京報》社長邵飄萍。

  邵飄萍是中國新聞事業的先驅。他1912年便擔任《漢民日報》主編。袁世凱稱帝后,他曾為《時事新報》《申報》《時報》等報撰稿抨擊袁的陰謀。1918年10月,邵飄萍辭去《申報》特派記者的職務,在北京創立了《京報》,開始獨立辦報生涯。他不但是一名新聞的實踐者,而且也是中國新聞學專業的拓荒者。他在《實際應用新聞學》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表示,中國新聞界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培養記者。那么記者需要具備哪些品質呢?邵飄萍寫道:

  記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為第一,所謂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俠義勇敢,誠實、忍耐,及種種新聞記者應守之道德,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興于后,而志不亂。

  這本著作雖然出版于1923年,但顯然是邵飄萍長期新聞實踐與思考的總結,在新聞學研究會任教時,他也是這樣教育學生的。

  新聞學研究會第一期學員中——如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羅章龍等,后來都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成員。

  毛澤東雖然在新聞研究會只上了半年課,但仍受益良多。他曾對斯諾說,邵飄萍對他幫助很多,“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一個有熱烈理想和良好品質的人?!比缃?,這句話被鐫刻在剛剛修繕完工的京報館舊址墻壁上。

  多年以后,邵飄萍的側室祝文秀還記得,那一時期,毛澤東曾經多次造訪邵飄萍位于羊皮市的家,邵飄萍親昵地稱他為“小毛”。

  1919年3月,毛澤東因母親病重不得不趕回湖南?;氐胶虾?,他很快創辦了《湘江評論》,可見邵飄萍對他影響之大。

  上世紀20年代,邵飄萍的《京報》因敢言在北京新聞界享有極高的地位,報社的業務也蒸蒸日上。1924年,京報館自籌資金在魏染胡同蓋起一座二層灰磚小樓。京報館落成時,邵飄萍揮毫寫下“鐵肩辣手”四個字懸于二樓的編輯室內。這四個字引自明代名臣楊椒山詩——“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楊椒山被奸相嚴嵩所害時年僅40歲,無獨有偶,以楊椒山為榜樣的邵飄萍也在40歲那年被控制北京的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

  邵飄萍犧牲后,雖然他的夫人湯修慧和同仁勉力支撐,但《京報》再也不復當年的輝煌。1937年7月,日軍占領北平后,《京報》???。

  新中國成立后,當毛澤東聽說京報館易主、湯修慧沒有生活來源時,立即指示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安排湯修慧一家重新回到京報館居住。為了解決湯修慧的生活來源,黨和政府特批他們將京報館的二層出租,用租金來補貼老人的生活和房屋修繕費用。

  2018年,京報館舊址完成文物騰退工作。2020年3月,北京市將京報館舊址列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之一。

  今年6月1日,經過幾個月的布展,京報館終于對公眾開放。進入大門,迎面映入眼簾的便是邵飄萍手書的“鐵肩辣手”四個金字,邵飄萍的半身銅像靜靜地矗立在京報館的小院中。英雄雖已遠去,但是他秉持的信念、期待的世界卻越來越近。

  在長辛店

  初到北京,湖南青年毛澤東仿佛一下子闖入新文化的風暴中心。他閱讀最新出版的報刊雜志,參加各種社團組織,旁聽北大課程,如饑似渴地吸收著新知識、新思想。同時他也沒有忘記此次來京的主要任務——促成赴法勤工儉學。

  法國遠在萬里之外的歐洲,且當時一戰硝煙尚濃,李石曾和蔡元培雖然理想非常遠大,但真正赴法勤工儉學的籌備工作還“八字只有一撇”——除了保定和布里的赴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開課外,其他預備學校尚在籌備中。當大批湖南青年來到北京時,李蔡二人著實有點兒措手不及。

  參與赴法勤工儉學的何長工回憶,“留法勤工儉學會”并沒有給他們安排好工作和學習場所,也沒有籌集好出國的旅費,一切還沒有頭緒。后來多虧了楊昌濟先生居間協調,蔡元培答應開辦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讓已經到京的學生一邊勞動一邊學習法語,為將來出國做準備。

  在北京的預備班設在長辛店,今豐臺區長辛店德善里18號。之所以把預備班設在距離北京城區35公里的長辛店,是為了方便學生們去長辛店鐵路工廠學習用來糊口的勞動技能。

  長辛店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舊址是一座歐洲古典風格的灰紅磚相間小樓。這座小樓原是京漢鐵路長辛店鐵路機廠火車房總管郭長泰的住宅。1918年秋,為解決湖南籍學員入留法預備班學習,在蔡和森、毛澤東等人積極推動下,蔡元培、李石曾等出面交涉將它買下,改為長辛店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全稱是“北京大學附設高等法文專修館長辛店分館工業科”。

  2020年3月,長辛店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舊址被列為“北大紅樓與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之一。

  小樓分上下兩層,每層六間教室,都在10平方米左右。當年,學生們便在這些教室里學習法語。

  長辛店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舊址中展出的一份辦學簡章,生動再現了學生們勤工儉學的日常生活。預備班開設的工業科共設鑄造、機械和鉗工三個班,學生除了學習法文外,還要學習機械圖畫、工程圖畫、機械學等課程,每周上課20小時,實習40小時。

  1918年11月,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不久的毛澤東,第一次來到長辛店。當時在預備班學習的何長工記得,毛澤東“先到工廠調查了解情況、和廠方商量能否增加點預備班的學生,然后到我們預備班的教室看了一下,晚上住在我們宿舍。他和我們坐在土炕上,問我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有什么困難。記得他還特別問我們湖南人學法文會不會卷舌頭發嘟嚕音,并教我們怎樣發音,讓我們學點音韻學,學康熙字典上反切拼音。他是學師范的,師范學生都懂音樂,會唱歌。他還用唱歌的音韻教我們怎樣卷舌頭?!?/p>

  預備班雖然順利開班,但學生們赴法勤工儉學的路費還沒有著落。楊昌濟得知,前清戶部退還給湖南的糧、鹽兩稅的超額余款還存在俄國道勝銀行。如果把這筆錢的利息取出,可以解湖南學子的燃眉之急。于是,在楊昌濟的協助下,毛澤東等人聯系到這筆款項的實際控制人——湖南名流范源濂和熊希齡。通過交涉,范熊二人從道勝銀行取款,資助湖南學子每人400元,這樣才算最終解決了學生們的赴法旅費。

  當時,湖南學子羅學瓚在寫給湖南的家信中寫道:“毛澤東組織預備班,出力最多,他的才智學業均為同學所佩服?!?/p>

  從1918年夏至1920年年底,全國先后有17批、近2000名勤工儉學的學生負笈法國,其中有很大一批人是從長辛店走出去的。后世學者總結,長辛店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為留法學子們提供了一個平臺,讓他們“走得了、留得住”。所謂“走得了”說的是預備班為他們解決了赴法旅費;“留得住”是說學生們在長辛店學到了赴法學習、做工的基本技能。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高潮雖然只短短兩年,但它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周恩來、鄧小平、李立三、李維漢、王若飛、向警予、陳毅、聶榮臻等都曾是赴法學子的一員。

  1919年3月,毛澤東因母病返回湖南的途中,特意繞道上海為第一批湖南籍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送行。當友人勸他同行時,他卻選擇留在國內。后來,他這樣解釋道:“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于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p>

  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毛澤東因母病暫別北京后不久,北京發生了一件堪稱影響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大事——五四運動。

  1918年11月份,一戰勝利,中國史無前例地成為戰勝國的一員。國人天真地以為,公理終于要戰勝強權了??墒?,當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的廢除“二十一條”的要求時,遭到了拒絕,而且巴黎和會還同意讓日本接手德國的強占。消息傳來,群情激憤,學生們走上街頭,“五四運動”的烽火從北京點燃,很快席卷全國。

  “五四運動”雖然是學生們自發的運動,但事態的發展強烈刺激著李大釗、陳獨秀兩位青年領袖。

  陳獨秀脾氣火爆、生性耿直。1919年6月11日晚,他站在新世界游藝場的頂層“獨立高樓風滿袖”,憑空一揮,將印有《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撒向人群。當晚,他即被捕入獄。

  性格沉穩的李大釗選擇用思想來啟蒙大眾。1919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由李大釗主編,他把這期雜志編成“馬克思研究專號”。這期雜志刊登了7篇從不同角度、立場來介紹和評價馬克思及其學說的文章,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李大釗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文章中,李大釗第一次系統介紹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此外,他還通過俄國革命的實踐,認識到這一學說對中國的現實意義。

  有“李大釗研究第一人”之稱的張靜如先生認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釗思想急劇變化的時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從一個民主主義者成長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p>

  據當時北大學生會會長朱務善回憶,1918年李大釗就曾與北大教授高一涵等發起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因為當時社會上認為馬克思主義主張“過激”,所以為避免當局注意,他們為這個團體定名為“馬爾格士學說研究會”,乍一看以為是研究《人口論》的。

  “五四”以后,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朱務善、張國燾等一批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聚集到李大釗周圍,在他們的要求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了。

  羅章龍回憶,開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秘密團體,組織形式比較松散,除了研究和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也參與過一些工人運動。有一次,研究會成員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開會時,感到研究會長期處于秘密狀態,不能擴大影響。大家認為至少要在北大為研究會取得合法地位。

  于是,他們通過校長辦公室向北大校長蔡元培申請,在《北大日刊》上刊登一個啟事,把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牌子打出去。蔡元培歷來堅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理念,很痛快便答應了,而且還將北大二院西齋的兩間宿舍撥給“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辦公。

  這兩個房間,一間作為辦公室,一間作為圖書室。李大釗為圖書室取名“亢慕義齋”。不知情者乍一聽可能會覺得這個名字有些費解,其實“亢慕義”就是“Communism”(共產主義)的音譯。

  據時人回憶,“亢慕義齋”內墻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兩側貼著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

  上聯出自陳獨秀的文章,他認為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實驗室,一是監獄?!拔覀兦嗄暌⒅境隽搜芯渴揖腿氡O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毕侣摮鲎岳畲筢?,意思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南方之強又加上北方之強,南北同志要團結互助、同心一德。

  如今北大二院舊址作為“北大紅樓與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之一被修繕復原,走進二樓的“亢慕義齋”仿佛開啟了一座時光之門,百年前那個激動人心的覺醒時代,撲面而來。

  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尚未公開時,已經有不少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學生聚在李大釗先生周圍,他們一起翻譯、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探討理論和實踐的問題。久而久之,大家不滿足于只是在書齋里“紙上談兵”,而渴望著建立一個組織更為嚴密的政治組織。

  羅章龍在《椿園載記》里寫道:

  許多同學向往俄國十月革命,向往俄共組織,迫切建立類似的組織。我們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個人,更不止在一個地方醞釀這個問題,但真正組織起小組,還是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到北京來,在李大釗辦公室召集了幾次座談會之后。

  1917年“十月革命”后,蘇俄內部事務紛繁蕪雜,一時還顧不上支持其他國家的民族革命運動。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以后,中俄之間漸漸有了聯系。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翻譯楊明齋來到中國,他們此行的任務是了解中國國內的情況,與中國的進步力量建立聯系。

  4月的一天,維經斯基在北大俄籍教員鮑立維的引薦下,拜訪了李大釗。羅章龍回憶,李大釗找羅章龍、張國燾、劉仁靜等幾名學生與維經斯基進行了座談。維經斯基用英語向他們介紹了蘇俄的各項政策,也講到了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種種困難,并鼓勵他們要好好學習,了解蘇俄的十月革命。同時,維經斯基表示,中國應該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

  維經斯基離京時,李大釗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去上海找陳獨秀。

  1920年2月,陳獨秀上了警方的黑名單被迫離京。到上海后,他住進環龍路漁陽里2號一棟石庫門房子里。很快,李漢俊、李達、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等中國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批知識分子就被吸引到他身邊。

  北大學生張國燾,在“五四”時期是一個非?;钴S的人。當陳獨秀常住上海后,他成為為“南陳北李”傳遞消息的“特殊學生”。

  1920年8月的一個晚上,一個外國人和他的翻譯悄悄來到漁陽里2號。第二天,陳獨秀興奮地對張國燾說,此二人正是維經斯基和楊明齋。在維經斯基的鼓勵下,陳獨秀決定加快建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

  9月,張國燾回到北京后,把陳獨秀希望趕緊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意思轉告李大釗。張國燾記得,“李大釗略經考慮后,即毫無保留的表示贊成?!贝饲?,他還考慮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時機是否成熟。但此時,他認為“陳獨秀先生對南方的情況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判斷也較為正確,現在他既已實際開展活動,那么我們就應該一致進行……”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最初只有李大釗、張國燾和北大教師張申府三人,后來羅章龍、劉仁靜兩位對馬克思主義很有研究的同學也加入進來。

  他們認為組織建立之初標準不宜過嚴,于是吸收了黃凌霜、陳德榮等5位無政府主義者??墒?,一開始無政府主義者就與馬克思主義者發生了分歧。無政府主義者崇尚個人絕對自由,反對采取任何組織形式,也認為不必有工作分工。在一次討論要不要承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爭論中,幾位無政府主義者最終選擇了“和和氣氣”的退出。

  不過,令李大釗欣慰的是,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后,鄧中夏、高尚德、何孟熊、繆伯英等新生力量很快便補充進來。

  11月底,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一個多月后,正式改稱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擔任書記。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前,北京支部的成員已達到13人,占全國黨員總數的四分之一。

  “作始也簡,將畢也鉅”

  1921年6月29日下午6時,毛澤東、何叔衡向好友謝覺哉辭行,他們馬上要從長沙啟程到上海去。至于去做什么,二人只字未提。多年以后,謝覺哉才知道,他們是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這已經不是毛澤東第一次去上海了。1920年6月間,他第二次從北京返回長沙,途中特意去上海拜訪了陳獨秀。當時,毛澤東正處于一生中最關鍵的時期。他曾給好友寫信說,那時“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達到,自己或同志從哪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蹦贻p的毛澤東感覺,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樣。

  與陳獨秀的會面,令“睡在鼓里”的毛澤東茅塞頓開。1937年,毛澤東對斯諾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陳獨秀談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經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回到湖南后,毛澤東在陳獨秀的建議下,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成立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小組成員最初只有6人,后來也不過10人。

  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回憶說:“蘇聯共產黨是由小組到聯邦的,就是說由馬克思主義的小組發展到領導蘇維埃聯邦的黨。我們也是由小組經根據地到全國——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p>

  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馬林抵達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協助中國同志召開中共一大。

  遺憾的是,此時陳獨秀接受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邀請,到廣州出任南方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去了。無獨有偶,人在北京的李大釗也分身乏術。當時,他正主持北京八所高?!八餍轿瘑T會”的工作,整天忙著開會,也不能出席“一大”。于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推選張國燾和劉仁靜為代表,前往上海參加“一大”。當時,劉仁靜只是一個年僅19歲的少年。幾十年后,當他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這個莫大的光榮就這樣歷史地落在了我的頭上?!?/p>

  誠如此言。其實,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還有羅章龍、鄧中夏、高君宇等,但是大家當時都很忙。羅章龍要去二七機車車輛廠開工人座談會,鄧中夏要去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的會議??上攵?,在他們看來,這些活動都比去上海會見共產國際的代表重要。從一個側面也能反映出,當時許多黨員并沒有意識到,這次大會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

  今天看來“南陳北李”和許多中國共產黨草創時期的中堅人物缺席“一大”的理由,都有些微不足道,完全無法與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樣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相提并論。參加了“一大”的13位代表,也不一定意識到自己正親身參與著一項開天辟地的偉業。

  可是,歷史就是歷史。一件足以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最初萌芽時,其意義往往連一些當事人也無法覺知。這也正應了一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董必武在“一大”會址的題詞——“作始也簡,將畢也鉅”。

  1921年7月23日晚上8點,從全國各地趕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包惠僧,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坐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李漢俊家餐廳的長桌子旁。

  7月30日晚上,由于暗探的突然造訪,會議不得不中止,轉移到嘉興南湖的一條紅船上繼續進行。

  8月3日,在南湖紅船上,代表們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下午6點,南湖漸漸熱鬧起來,湖面上飄蕩著京劇聲。誰也沒有注意到,一只不起眼的游船中,十幾個人輕聲呼著口號:“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

  百年恰是風華正茂。中國共產黨這艘紅船,正劈波斬浪、勇往直前地行進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偉大航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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